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家庭教育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该对孩子实施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做家务的孩子有更大的成功机会。明尼苏达大学的退休家庭教育教授玛丽莲·罗斯曼把“成功”定义为不吸毒、拥有有品质的关系、完成教育并开始职业生涯。
一是造谣无成本。或许是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唐山打人事件的原因，使得网友对弱势的一方过度同情。同一时间段，也出现了类似的造谣事件，浙江一女子称被黑车司机尾随，车主因恶意剪辑的视频而遭受网络暴力。但事实却是女子未支付车费便离开，车主上门索要车费。结合此次航班事件，可以发现，造谣者都处于自身作为“弱势群体”而“恶人先告状”，并利用当前网络热点“女性安全”与“核酸”“健康码”为要素，企图博得舆论同情而向对方施压。而广大舆论和媒体在未经求证的情况下也天然地站在弱势一方，给造谣者带来了巨大流量。殊不知，这却混淆网友的视线。
校园欺凌对学生和学校带来的影响极坏，也极容易给学生造成心理阴影。为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有效预防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学习环境，3月22日，银河中专学校组织召开了防校园欺凌事件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对全校师生开展宣传教育，使全校师生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强制教育，严肃校纪校规，规范学生行为，积极主动和扎实认真地做好预防和处置校园欺凌事件，可以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保障校园安全，维护校园稳定，为推进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
应当说，在遭受网络暴力时，向平台方举报侵权者理应是最便捷、最有效的处理方式之一。但事实上，且不论受害者可能要举报成千上万条负面评论，极耗心力，单论举报一事，有的平台规则也并不明晰。报道细节显示，郑灵华在检索、捕捉网暴者和营销号的侵权内容之时，也要和某些平台繁琐甚至“故意为难”用户的投诉规则斗智斗勇。比如，有的平台投诉入口十分难找，而有的平台要求她提供加盖公章的相关函件，这都提高了维权难度和成本。
尽管从社会文化及治入手预防性别暴力才可能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但在过程中，如果遇到家暴、性侵、性骚扰或校园欺凌等情况，可以查阅由橙雨伞编辑部整理的「全国性别暴力求助方式合集」或由联合国妇女署与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联合推出了新版地图——「反家暴地图最新版上线｜疫情期间遭遇家暴，你可以这么做」寻求帮助。
无论任何时候以暴力来解决问题都是心智不够成熟的表现，无论男女。即使受害者最后选择了不再沉默，勇敢地站出来，但是在遭受暴力时那种内心的无助与绝望是我们无体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