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孩子在父母的引导下，从小就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实力，改写命运的人其实还是少数，单凭坚持学习这一点，就有太多人难以做到。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说：问题并不是问题，问题只是解决办法，比如：不上学是解决办法，抑郁也是一种解决办法，问题是失去功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需要问“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案例里，孩子不写作业是对妈妈唠叨的反抗，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妈妈的唠叨，唠叨来自于妈妈的焦虑，所以妈妈不焦虑就好了；第二个案例里，女生不想开学是认为自己孤单无助，真正要解决的是女生“糟糕至极”的想法，带她看到其实自己有能力经营友谊，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会好起来的。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对父母，他们知道女儿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却仅仅为了女儿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要求女儿一再忍让。这种做不尊重女儿，并不值得我们提倡和学习。
1.这些暴力很少是单独发生的，IPV往往意味着多重暴力的叠加，比如在余秀华事件中，根据余秀华的表述，她既遭受男友的殴打，又遭受他的谩骂，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伤害。
2.4月6日至8日，泗县长沟镇中心学校东校区多措并举开展了“预防校园欺凌，共建和谐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学校组织开展主题班会、上安全教育课、观看校园欺凌教育视频、宣传栏展示、画手抄报、致家长一封信等多种形式向师生及家长宣传了“什么是欺凌”、“怎样预防欺凌”“校园欺凌的危害”等方面知识，并让学生反思自己身边是否存在校园欺凌的现象，引导学生要敢于向校园暴力说“不”。
3.最高检与全国妇联日前联合下发通知，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救助”专项活动。专项活动已于3月启动，将持续至今年年底。通知指出，五类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妇女，检察机关应当作为重点对象，协同妇联组织加大救助帮扶力度：一是属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农村妇女；二是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拐卖等违犯罪行为侵害的妇女；三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违犯罪侵害致死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妇女；四是身患重病或者残疾的妇女；五是赡养义务人没有赡养能力或者事实无人赡养的老年妇女。
4.悲剧发生后，以社会学博士迈克·考夫曼为首的一群加拿大的男士，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反对妇女暴力，在1991年，发起了「白丝带运动」，号召男性承诺绝不对女性施加暴力，也不对女性遭受的暴力保持沉默。
5.而后几乎是没有休憩地进入到了案件，操场埋尸，相较于上一个，这个故事更具有悬念感，而且尺度进一步加大，聚焦校园暴力问题，更是融合了教师对学生的逾矩行为。
加强对校园网络的监管治理，持续推进“清朗”“净网”等专项行动，在视频直播、公众账号、互动社区、知识问答等重点领域开展清理整治，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引导广大师生自觉弘扬真善美，坚决抵制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网络信息泄露等违违规问题，营造良好的校园网络环境。以网络安全活动周为契机，举办多种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和普教育，通过知识竞赛、网络宣传等网络普系列活动，切实形成“网络安全为师生、网络安全靠师生”的工作格局。
尽管从社会文化及治入手预防性别暴力才可能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但在过程中，如果遇到家暴、性侵、性骚扰或校园欺凌等情况，可以查阅由橙雨伞编辑部整理的「全国性别暴力求助方式合集」或由联合国妇女署与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联合推出了新版地图——「反家暴地图最新版上线｜疫情期间遭遇家暴，你可以这么做」寻求帮助。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定义的“学生欺凌”与“校园欺凌”并非等同概念。学生欺凌属于校园欺凌的一种。校园欺凌的施害者和受害者既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教职员工，另外施害者还可能是对上学途中的学生实施暴力的其他社区成员。学生欺凌不涉及教职员工，规避了教师管理/欺凌学生的争议[1]。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强调了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双方的权力和力量悬殊，体现了欺凌行为恃强凌弱的特点，而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并未提及这一点。
